薛瑄與他的“居官七要”

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擬重整風紀，在內閣首輔楊士奇等的舉薦下，薛瑄被任命為廣東道監(jiān)察御史。到天順元年(1457年)，薛瑄歷任監(jiān)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職。他嚴于律己、勤廉從政、剛直不阿、執(zhí)法如山，被譽為“光明俊偉”的清官。

薛瑄任廣東道監(jiān)察御史期間，并監(jiān)湖廣銀場，轄湘西十余縣二十多處銀礦，有民夫五十余萬人。這里多年管理混亂，貪污成風，亟待整治。薛瑄輪流駐于沅州、辰溪和瀘溪等處，往復巡視，明察暗訪，承辦要案，對貪污受賄者一一上報，革除官職，依法嚴懲，從而使府縣及銀場秩序井然，民眾夸贊不已。 王杰

正統(tǒng)六年(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參與刑獄案件審理。薛瑄上任后盡心盡職，昭冤平反，僅四個多月就辦完了十多起冤獄案，不惜得罪當時把持朝政的宦官王振。王振令諫官彈劾薛瑄，以對當今朝廷不滿為由，定為死罪，下于錦衣衛(wèi)獄中。薛瑄入獄后，許多人紛紛前往看望，但只見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專心致志地誦讀。通政史李錫知道后贊嘆說：“真鐵漢也!”薛瑄蒙冤，王振的老仆為之痛哭不已，向王振求情，王振大為感動。恰刑科三覆奏，兵部尚書王偉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將他削官為民，放回故里。時過七年，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景泰元年(1450年)，復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協(xié)助平息叛亂。其間，他親自到各處察看民情，發(fā)現(xiàn)當?shù)刎澒贆M征暴斂，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難申，作亂主要由此引起。于是，他在作亂平息之后，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說：“番川遠夷，但當羈縻之，不宜責以貢賦。”

景泰四年(1453年)，全國發(fā)生大饑荒。蘇州、松江一帶民眾紛紛向富戶借糧。但富戶們乘人之危，大抬糧價，囤積居奇，吝而不借。為此激起民怨，便發(fā)生了民眾群起搶富戶糧食、燒富戶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處，王文為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五百余戶，捕得兩百余人，并以謀反罪將其全部解京，奏請一齊問斬。不少大臣都認為這是一宗大冤案，但懾于王文權勢而不敢提出異議，只有薛瑄向朝廷奏章辯冤。最后經(jīng)都察院官吏勘實，只嚴懲了為首者三四人。

天順元年(1457年)春，年近七旬的薛瑄得到朝廷重用，被任命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入內閣參與機務。他坦誠直言，獻計獻策，屢次就行王道、重賢才、用群策等陳述自己的主張。但不久他便發(fā)現(xiàn)英宗皇帝平庸無能，屈殺忠臣于謙。從此，他對振興朝政毫無信心，便以老病為由接連上章，致仕還鄉(xiāng)，聚眾講學，著書立說。

薛瑄寫過一部《從政錄》，內有諸多名言，其中有一句廣為流傳：“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洽事。”后明代文學家陳繼儒的《小窗幽記》對此有記載，指出“此居官之七要也”。

第一要，“正以處心”。

這里說的是要端正內心�！洞髮W》里講，“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這里重點講了兩點：一是不要被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等情緒所左右和影響;二是心有所在、心有所安，強調的是做事情的專注度。內心端正，才能做事公平公正、一碗水端平，才能在順境時把握住自己，逆境時能反求諸己，心態(tài)平和，不怨天尤人。有端正的心態(tài)，是做個為民請命好官的前提。如果一個人心生貪念，做官動機不純，一定是個貪官，是個國家蛀蟲。有端正的心態(tài)，不為名利，才能做成實事、做成好事。這一點是“居官七要”之首，也是居官的基石。

第二要，“廉以律己”。

當從“戒貪”“戒爭”兩個方面嚴于律己。“戒貪”是要戒除在財物上的貪念;“戒爭”是要戒除在功名上的欲望。這是對“正以處心”的補充和完善。曾國藩《不求》詩云：“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為患害……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終古，曾不愿乎外。”詩句雖說通俗，其理卻是大道。這是無論何時都有著積極意義的做官要求。“貪”“腐”二字，居官者往往容易陷溺其中，因此要戒之慎之。這實質上是價值觀的要求。居官者應該清心寡欲，耐得清苦的生活，才能為民謀福。

第三要，“忠以事君”。

何謂“忠”?就是要盡己之力，恪盡職守、維護權威、顧全大局，才能上對君主，下安黎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君臣關系，是對臣子行為要求的進一步深化和遞進，強調臣子應當以忠誠之心來服事君主。它不僅僅要求臣子在行為上符合禮儀，更要求臣子在內心上對君主保持絕對的忠誠。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要求這種忠誠是發(fā)自內心的，是基于對君主的敬愛、信任，以及對國家的責任感。

第四要，“恭以事長”。

“恭”作恭敬講，“長”是自己的上級。對上級要恭敬，要在工作和原則上保持高度一致。如果上級有不足之處，就委婉地提出來，不能置若罔聞。恭以事長，實際上不僅要尊重上級，還要尊重長者，而且對他人要有恭敬心。這種恭敬心在日常中的表現(xiàn)就是：他人好，我們?yōu)橹�高興，有隨喜心，不忮不求，因為“忮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實在是要不得;他人不如我，我們要有同理心，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既理解人又幫助人。

第五要，“信以接物”。

何謂“信”?“人言為信”是也，就是待人接物要以誠信為本，誠以待人，信以處事。居官者如果不講誠信，將會敗壞社會風氣�！墩撜Z》中講道：“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就是說，居官者的誠信度，將決定社會的誠信度。如果居官者不誠信，那么百姓的誠信度將受影響，進而影響一個時代的社會風氣，因此，“信”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六要，“寬以待下”。

《中庸》講“在上位不陵(通凌)下”，在上者不欺凌、欺壓屬下;對待下屬要寬厚、寬容，要有容人的胸襟，既能容短也能容錯。在做實際的社會管理工作和社會事務時，會遇到各種各樣的現(xiàn)實問題。每個人都有優(yōu)缺點，在安排工作時，應知人善任，不應因為一個人的缺點就使他成為邊緣人物，應揚長避短，發(fā)揮每個人的優(yōu)點，安排他們勝任的工作。

第七要，“敬以洽事”。

“敬以洽事”按現(xiàn)代語言解釋，就是愛崗敬業(yè)。工作要當事業(yè)做，勤勉踏實、兢兢業(yè)業(yè)，“擇一事，終一生”。對待工作不能不作為和亂作為，更不應漠視民生疾苦，遇到工作推諉扯皮。因此，“敬以洽事”可具體引申為勤政愛民。薛瑄在《讀書錄》中誠懇地指出：“為政以愛人為本。”“做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他在《從政名言》中深刻闡明了愛民、養(yǎng)民，讓民眾富庶起來的重要性：“財出于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