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珊波斯銀幣
抵達唐朝港口的日本遣唐使船 (《東征傳畫冊》)
唐代紫檀五弦琵琶(局部)，駱駝和旅人的圖樣具有明顯的西域風情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舴以谄渲鳌吨袊芬粫惺状翁岢隽�“絲綢之路”的概念，且將中國長安與中亞之間的交通往來路線稱為“絲綢之路”。其后，德國學者赫爾曼將絲綢之路的終點延伸到敘利亞(該地后并入羅馬帝國版圖)，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過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至歐洲、北非的經濟文化交流通道。
“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隋唐時期，經濟繁榮，文教昌明，既是陸上絲綢之路全面發(fā)展的黃金時代，也是海上絲綢之路開始興盛的重要時期。絲綢之路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在推動東西方物質交往與精神交往方面具有重大貢獻。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隋唐兩朝為吾國中古極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傳廣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東至日本，西極中亞”(《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至今，外國人仍稱呼中國人為“唐人”，稱呼華人聚居區(qū)為“唐人街”。那么，在隋唐時期的絲綢之路上，都運輸過什么樣的物品、有過什么樣的文化交流呢?
通商易貨之道：唐朝成為世界紡織品中心
隋唐絲綢之路上，由各國商賈、使節(jié)帶來的手工器物和動植物種類繁多、異彩紛呈。以跨國商貿為基礎的絲綢之路上，流通著錢幣、金銀器皿、玻璃器、瓷器等精美器物。
隋唐廣泛吸收了外來器物的制式和藝術。唐以前，中國的金銀器皿制造業(yè)并不發(fā)達，而到了唐代，金銀器皿的數(shù)量驟增，這與波斯器物的傳入有關。絲綢之路沿線上已發(fā)現(xiàn)了大量薩珊波斯銀幣。唐代長杯模仿了薩珊長杯的多曲特征，部分器物出現(xiàn)了類似波斯器物的“徽章式”紋樣裝飾。隨著歐洲中世紀玻璃制造業(yè)的衰敗，阿拉伯人繼承了羅馬精湛的玻璃制造工藝，將之賦予了伊斯蘭文化特征，并傳入中國，在陜西省扶風縣法門寺地宮中出土有多件這類完整的玻璃器皿。
紡織品的交流尤其鮮明地代表了“絲綢之路”的獨特韻味和唐文化兼收并蓄的特點：唐朝不僅是世界最華美的紡織品的生產和銷售國，還大量輸入他國紡織品，并進行融合創(chuàng)新。當時仿制的“波斯錦”甚至可以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新羅的“五彩氍毹”、彌羅國的“碧玉蠶絲”、大軫國以冰蠶絲織成的“神錦衾”、鬼谷國進貢的“瑟瑟幕”及日本、波斯、大食等國的各類美麗織物在中國綻放異彩。對外來紡織品的吸納，使唐朝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紡織品中心。同樣，陶瓷器作為隋唐對外貿易的大宗產品，也積極革新式樣，適應不同地區(qū)的需求，例如20世紀90年代于印尼婆羅洲附近打撈出的唐代“黑石號”沉船中，就有許多瓷器的紋飾具有伊斯蘭藝術的風格，其中有三件完整的青花瓷繪有椰棗紋和菱形框子的紋飾。
除了器物之外，唐代更大量引進外來觀賞植物、蔬菜、花卉、觀賞動物和家畜等。重要的觀賞植物有波斯棗(即棗椰樹)、天竺娑羅樹;蔬菜有波稜菜(即菠菜)、酢菜、胡芹、桂椒;花卉有泥樓婆羅花(青睡蓮)、俱物頭花(白睡蓮);觀賞動物有南海諸國的犀和象、中亞的獅子，以及白鸚鵡、五色鸚鵡和鴕鳥等珍禽異獸;家畜有從中亞引進的駿馬等;賞玩家畜如新羅國貢獻的“果下馬”、高昌轉獻的來自東羅馬帝國的犬種——“猧兒狗”(即“拂林狗”)，在唐代周舫的名畫《簪花仕女圖》中，就有兩只猧兒狗。
此外，香料或香藥在唐代的需求量也非常大，當時進口或使用的香料主要有天竺諸國的沉香、波斯國及拂林國的沒香、東海及昆侖國的丁香、南海及大秦國的降真香、南海及波斯國的安息香、西域及昆侖國的蘇合香、婆律國的龍腦香等。
知識交流之路：英國艦船上有中國設計的影子
科學技術是隋唐對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作為一個有悠久傳統(tǒng)的農業(yè)國，中國注重實用技術的特點使外來的醫(yī)藥、天文歷算等知識在隋唐得到了突出重視。
唐代出現(xiàn)了專門討論“胡藥”的《胡本草》和《海藥本草》等書，并譯介了多部外來驗方和醫(yī)學著作，如《龍樹菩薩藥方》4卷、《西域名醫(yī)所集要方》4卷、《婆羅門藥方》5卷等。大批胡人醫(yī)師活躍在唐朝城鄉(xiāng)各地，唐太宗患“氣痢”、唐高宗患頭痛失明，都得到胡藥驗方和胡醫(yī)的有效診治。來自大秦、中亞和印度的眼科醫(yī)術備受唐人的推崇，其中印度治療白內障的“金篦術”尤為著名，劉禹錫《贈眼醫(yī)婆羅門僧》詩云：“三秋傷望遠，終日泣途窮。兩目今先暗，中年已老翁。看朱漸成碧，羞日不禁風。師有金篦術，如何為發(fā)蒙。”
印度和波斯的天文歷算也影響到隋唐歷法。唐代外來歷法中著名的有“七曜歷”和天竺《九執(zhí)歷》以及從西域傳入的《都利聿斯經》《聿斯四門經》等。其中，七曜歷術原本廣泛流行于波斯、天竺及粟特人中。
通過對外交流，唐代科學技術也傳播到海外。中國先進的造紙技術在唐代開始傳入大食、日本等地。唐玄宗天寶十載(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邏斯之役中為大食軍隊所敗，大食所俘唐軍兵士中即有造紙工匠，造紙術從此西傳。公元806年，日本僧人空海從唐朝回到日本，傳播了唐代先進的制筆技術，而日本正倉院中至今仍藏有唐代的毛筆以及彩色麻紙和白麻紙數(shù)百張。
中國先進的農業(yè)也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了海外。以農耕的必備工具——犁為例，唐代曲轅犁設計精巧，回轉靈活，已具備犁壁曲面、犁評和犁建、犁盤等部件，可調節(jié)犁鏵入土深淺。根據美國農學家雷塞(P. Leser)、日本農業(yè)經濟學家熊代幸雄等人的研究，西歐自十八世紀所開始的犁的改良及近代化過程，就主要吸納了中國犁的框式結構特點，及構成耕翻碎土技術要素的犁壁——犁鏵連續(xù)曲面�？梢哉f，歐洲農業(yè)革命中極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近代犁的出現(xiàn)，就是在對中國犁進行多次改進的基礎上完成的。又如，唐代水利灌溉的廣泛開展和先進經驗，被日本、朝鮮等亞洲國家相繼效仿。中國翻車(即龍骨水車)的方形板葉鏈式設計最終影響了歐洲，歐洲方形板葉的龍骨水車直接模仿了中國的設計，十七世紀末英國海軍所制造的船艙排水設備也由此改制而成。
文化交流之橋：異域歌舞漸登大雅之堂
隋唐的對外文化交流還表現(xiàn)在東西方各類藝術形式的融通，以及與藝術密切相關的精神信仰層面上。
隨著隋唐對外文化交流的加強，外來音樂、舞蹈漸登大雅之堂。天寶十三載(公元754年)，唐朝對太樂署供奉的樂曲名稱進行大規(guī)模改動時，就將原來來自域外的“大食調”“般涉”等的部分樂曲名由胡名譯音改為典雅的漢名，體現(xiàn)了唐代對外來音樂文化的吸收。據統(tǒng)計，《教坊記》中唐代325首曲名中，天寶末年改名的“胡樂”占到了近三分之一，如沙陀調“龜茲佛曲改為金華洞真”，“蘇莫刺耶改為玉京春”;金風調“蘇莫遮改為感皇恩，婆伽兒改為流水芳菲”等(《唐會要》卷33《諸樂》)。“胡旋舞”“胡騰舞”在宮廷內外流行;四弦琵琶技藝高超的胡人受到歡迎;民間盛行的胡人幻術、雜技等百戲則吸引著百官與士民“從昏達旦”地欣賞。
隋唐的藝術也向外傳播。唐代的書法、雕塑、繪畫全面影響了朝鮮半島和日本的藝術�？軕騻鞯匠r半島，被稱為“木偶劇”;而西域傳入的百戲經過中國藝人的提煉加工，大量涌入日本，其中《缽頭》《劍氣渾脫》等散樂戲目傳到日本后非常盛行，長演不衰。同時，日本和朝鮮半島的藝術也西傳中國。
與藝術形式相伴傳播的是精神信仰。漢傳佛教在唐代達到成熟，被華夏文明成功消化吸納，成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并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哲學、歷史、文藝、風俗教化等各領域。而外來的“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景教)均得到唐朝政府的正式認可，在中國境內表現(xiàn)出活躍的生命力。中國道教及漢傳佛教也向西、向東傳往域外，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匯溝通。
隋唐的東西文化交流程度深、范圍廣，在政治制度層面也頗有體現(xiàn)。同時，東西交流已經大大改變了唐人的社會生活，有的影響一直持續(xù)到今天。
隋唐昌明的政治制度直接影響到日本。日本通過大量多次派遣使團，極力吸收隋唐文化。孝德天皇模仿中國紀年方式，定年號“大化”，開始對日本進行全面改革。唐朝的三省(尚書、門下、中書)六部(吏、戶、禮、兵、刑、工)一臺(御史臺)制及地方官制都為日本大化改新所仿效;唐代均田制、租庸調法成為日本田制及稅收效法的樣本，國子監(jiān)制成為日本大學寮制仿照的示例。在文學、美術、舞蹈、天文、歷算、醫(yī)學、衣食住行等方面，日本也都受到唐朝影響。日本人設明經、紀傳、明法、書道、算道等科目，學習《禮記》《左傳》《毛詩》《周禮》《易經》《尚書》等中國典籍，并吸收了唐代建筑藝術，仿照唐長安營建了平城京(今奈良)、平安京(今京都)。
在唐代，大批外域人進入中國，或為商賈，或為使節(jié)，或為質子，或為貢人、奴婢，或為游士、僧侶，乃至方士、藝人，各色各樣。很多外人常年住唐，乃至婚嫁生子、開枝散葉，融入華夏民族。如生活在唐末五代的李珣一家就是唐代入華的波斯后裔，他本人具有高深的漢文化修養(yǎng)，創(chuàng)造了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瓊瑤集》;其妹李舜弦做了蜀后主王衍宮中的昭儀，也是一位才情出眾的女詩人。唐代還習慣以國籍稱呼胡人姓氏，如康國胡人多姓康，石國胡人多姓石，等等�！� 據《北京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