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8日，魯迅從廈門大學來到廣州，開啟了在中山大學任教并擔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的旅程。魯迅怎么會來中山大學任教呢?根據有關史料和回憶，這完全是陳延年推動的結果。陳延年對魯迅是非常了解的。此時魯迅已南下廈門大學任教，聽說工作得非常不愉快。于是，陳延年建議并力促魯迅先生前來中山大學。
“我能見見陳延年么?”“他可是我的‘老仁侄’啊”
魯迅來后，如何做好魯迅的思想引導工作，成了陳延年以及廣東區(qū)委急需考慮和急迫要解決的問題。
針對魯迅當時的思想狀況，陳延年給魯迅做了個“政治定位”。他對區(qū)委和中山大學黨組織的負責人說，魯迅是“自由人”(注：指知識分子)，但不是一般的“自由人”，而是徹底反封建的“自由人”，因此我們應該好好地做工作，團結他，同右派進行斗爭。為此，陳延年專門召開區(qū)委會議，就魯迅來之后如何做好他的工作進行研究。惲代英、鄧中夏、李求實、畢磊等人參加會議。會上分析了魯迅反帝反封建的戰(zhàn)斗思想和戰(zhàn)斗業(yè)績，認為魯迅是能夠與共產黨共同戰(zhàn)斗的。陳延年特別指出，魯迅到廣州后，一定要盡快幫助魯迅了解情況，了解當前的政治局勢。首先是要求廣州黨組織做好魯迅來時的歡迎工作。其次是確定專人做好魯迅的日常思想工作，并要常常去求教魯迅，按時將黨組織的刊物送給魯迅。時任中山大學黨總支書記的徐彬如(原名徐文雅)回憶說，他給魯迅送過《人民周刊》《少年先鋒》《做什么?》等刊物�！渡倌晗蠕h》封面上印著列寧的畫像和革命火炬，魯迅對此印象很深，在當天日記記道：“徐文雅、畢磊、徐輔國來并贈《少年先鋒》十二本。”
根據徐彬如回憶，有一次和魯迅在一起談起黨的事情時，魯迅突然問：“貴黨在這里的主要領導是不是陳延年啊?”徐彬如點點頭，是的。魯迅仰著頭，似乎在回憶著什么，說：“他可是我的‘老仁侄’啊，他人很聰明啊!”徐彬如立即回來將此事向陳延年作了匯報。過了幾天，魯迅再見到畢磊時，試探地問畢磊，“我能見見陳延年么?”畢磊說，“我抓緊時間向陳延年同志匯報，此事一定能行，爭取讓你們早點會見。”陳延年聽了畢磊的反映，在征求區(qū)委同志們的意見后，立即表示同意。
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在畢磊和陳延年秘書任旭的安排下，兩人秘密作了一次會見，這次會見給魯迅產生了極大影響。此時跟在魯迅身邊的許廣平先生在后來的回憶中說道：“魯迅深深感到孤獨的悲哀。幸而黨的領導像明燈一樣照耀著每一塊土地，魯迅在此期間，見到了一些黨的負責人，如陳延年等同志。”通過這次會見，陳延年對魯迅的認識也進一步提高，他對大家說，我們黨要用正確的態(tài)度對待魯迅，我們要研究魯迅，越研究魯迅的著作和思想，你會越覺得他是那么深刻，通過我們的工作，魯迅的“思想發(fā)展得很好，已經是我們的人了”。
“我的思路因此轟毀”
與共產黨人更直接全面的接觸，使魯迅對共產黨人有了直觀且真切的認識，并迅速投入到對黨的事業(yè)實際支持中來。兩位黨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曾是他的好朋友。但魯迅與他們的交往基本集中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且都定格在學術文化層面。他來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是因為有陳延年等共產黨人的動議和堅持，來了后，通過與共產黨人的直接交往，他對共產黨人有了全面真切的認知。認識的轉變必然產生行動的轉變，魯迅開始自覺投入到對黨的事業(yè)的支持中來。
共產黨人的引導，使魯迅對廣州的形勢尤其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真面目有了愈來愈深切的認識。共產黨人的引導，使魯迅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蔣介石國民黨右派集團的背叛革命和對共產黨人的大肆屠殺，終于轟毀了魯迅原先的認識與思路。魯迅說：“我是在27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后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這種思路的轟毀，許廣平先生當時即評價為：“這時他有了突變……于是他否認了進化論的偏頗，投入了階級論的洪爐去鍛煉自己，去向革命隊伍中當個小兵。”
魯迅實現思想上的飛躍，“陳延年是起主要作用的”魯迅先生的根本性轉變，是陳延年及其所領導的廣東區(qū)委努力引導的結果，其中，陳延年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同時，這本身，也具有多方面的歷史意義。
開創(chuàng)了我們黨做好代表性知識分子工作的光輝范例。魯迅到廣東時，面對青年，無論左右，一律給予熱情接待。國民黨右派也是極力拉攏魯迅。但漸漸地，魯迅同共產黨人越走越近，對國民黨右派包括右派青年由冷淡、疏遠到排拒、鄙視甚至用筆開始批判。魯迅何以能夠迅速認知接受馬克思主義，走向走近共產黨人?在送給他的黨的刊物中，他讀到了黨的先進思想先進方針，在同他密切交往的青年共產黨人身上，他看到了真正的共產黨員的精神與風采。
開創(chuàng)了我們黨同魯迅密切合作共同戰(zhàn)斗的先河。魯迅到達上海后，雖然處在更為嚴重的白色恐怖包圍之中，但他始終同我們黨同呼吸共命運。黨先后派出了瞿秋白、李立三、馮雪峰同他聯系，向他傳達黨的方針政策，聽取他的意見，爭取他的聲援與支持;方志敏同志犧牲前，懷著對魯迅先生的無比信任，把自己《可愛的中國》《清貧》等文稿輾轉托付給他，請他轉交黨中央;作為左翼文化戰(zhàn)線的主將，他前后組織并參加“左聯”等革命文化團體，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對黨的文化“圍剿”。正是因此，毛澤東同志才高度稱贊他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而魯迅實現思想上的飛躍，正是在廣州開始的，正是廣東區(qū)委努力工作的結果。
陳延年倡議推動魯迅來中山大學任教，并部署黨組織做好魯迅工作，促成魯迅思想產生根本性轉變，這一歷史功績，我們一直忽視，但它無疑是陳延年革命生涯的又一座豐碑。它不僅具有革命史意義，更由于魯迅以及促成“魯迅思想轉折”的關鍵性作用，而在現代文化思想史上閃爍著令人景仰的光輝。
(作者李傳璽為安徽省委統戰(zhàn)部副巡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