鏤空人面像陶器(楊官寨遺址出土)
陶豆(左)和朱砂人面飾(楊官寨遺址出土)
一個修補好的花卉紋彩陶罐
人頭形器口彩陶瓶，甘肅省博物館藏
每提到仰韶文化，都繞不開安特生，安特生成了仰韶的一個符號。簡單回述一下他的故事：安特生是一位瑞典的地質(zhì)學者，1914年受邀成為中國政府農(nóng)商部的礦政顧問，就這么到了中國。很快的，安特生結識了親密伙伴丁文江，中國地質(zhì)學者和人類學者。在丁文江的協(xié)助下，安特生在中國一邊考察地址地礦，一邊考察古生物。1919年安特生遭遇了一個巨大的打擊，他把82箱動植物化石標本通過船運寄回瑞典，但這艘“北京號”途遭風暴沉沒，安特生心灰意冷，準備放棄古生物的研究。
安特生逐漸將重心轉(zhuǎn)到考古上。1920年，胡適提出考古學的重要性：“一旦考古學在中國成為現(xiàn)實，周王朝之前的漫長歷史即將被揭曉。”這一年的秋天，安特生派助手劉長山去洛陽以西的地區(qū)考察，兩年前，安特生曾在新安和澠池發(fā)現(xiàn)過化石，因此他把目光對準了豫西。
仰韶村已然是一個精神性符號
當年12月，劉長山回到北京，帶回了數(shù)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石器，這些都是他從同一個地方收來的——仰韶村。幾個月后，安特生去了仰韶村。在尋找石器的同時， 他還惦記著古生物，試圖找到一種鴕鳥化石，并跟古代生物的時間軸對應上�？傊�，他覺得仰韶村大有可挖。就這樣，在中國政府的層層審批下，安特生獲得了官方批準，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質(zhì)學專業(yè)學成歸來的袁復禮一起，開始了仰韶村的正式發(fā)掘，并收獲第一批重要的仰韶文化彩陶器。就這樣，仰韶村的發(fā)掘拉開了中國百年現(xiàn)代考古的序幕，也有了后來長達幾十年的“中國文化西來說”的爭論與掰正。
從中國考古史來看，仰韶村已然是一個精神性的符號，像是一個朝圣之地，讓考古人和考古愛好者心向往之。從中國古代文明史來看，仰韶村的發(fā)現(xiàn)成為仰韶文化發(fā)現(xiàn)的起點，這是中國第一個通過考古發(fā)現(xiàn)認識到的史前文化，也填補了當時對中國有沒有新石器時代認知的空白。
今年是仰韶村也是仰韶文化發(fā)現(xiàn)100年紀念。自此之后，中國考古學進入了以田野為基礎的科學的規(guī)范的階段，隨著各個時期的遺址不斷被發(fā)現(xiàn)，中國的歷史書寫也在不斷被豐富、被更正。如今我們認識到的仰韶文化面貌，是100年內(nèi)的研究成果——它存在于距今約7000至5000年的黃河中游地區(qū)，綿延長達2000余年，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社會經(jīng)歷了從平均、平等的社會關系，到階級分化、聚落出現(xiàn)，農(nóng)耕文明在這個過程中始終扮演重要角色，不同地域的原始宗教和精神信仰也成為新石器時代特殊的面貌。那么，仰韶村的考古發(fā)掘?qū)ρ芯垦錾匚幕椭袊拿鞯钠鹪从帜芴峁┒嗌儆辛Φ牟牧?
仰韶村在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境內(nèi)，得名很簡單，倚著韶山，就叫“仰望韶山”。2020年8月，仰韶村開始了第四次正式發(fā)掘。每一次都有些象征意義，第二次是安特生之后的第50年，由夏鼐和安志敏主持，這一次從學術意義上來說，是針對“中國文化西來說”的，而在幾年之后安志敏主持的廟底溝發(fā)掘，解決了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的序列關系問題，如果不是廟底溝的發(fā)現(xiàn)，仰韶與龍山的先后一直有爭議，學界也就此把廟底溝類型歸入仰韶文化中去，作為仰韶文化中期的標桿，進行橫向比對研究;第三次是仰韶考古的80周年之際，這一次搞明白了仰韶村的地層關系：仰韶村文化遺址屬于仰韶和龍山兩個考古學文化，存在著四個不同發(fā)展階段的地層疊壓關系，從下而上即從早到晚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龍山文化早期→龍山文化中期;到了第四次，就是從去年到今年，仰韶考古百年之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90后”李世偉擔任隊長，他這次關注的重點是聚落問題。
還原出一個更生動的仰韶時代
從遺物出土和遺址規(guī)模來看，仰韶村都不算是整個仰韶文化中最重要的遺址，并沒有在考古史的開拓性意義那么大，但是通過仰韶村的幾次發(fā)掘，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百年考古方法與觀念的演變。我們在這一百年間，是如何一步步認識中國史前文明和向前拓展中國文明起源的，這是仰韶村和仰韶文化考古背后更重要的意義。
在接受專訪時，新石器考古專家、北京大學教授趙輝將中國這個過程概括為“從物質(zhì)文化史的研究到復原古代社會研究”的過程。他認為現(xiàn)在中國考古學就面臨著這樣一個空前復雜的狀況，仰韶當然也在這個狀況之中，也就是在有一定物質(zhì)文化研究的基礎上，面臨著對整個仰韶社會的復原。“然而，雖然仰韶文化是最早發(fā)現(xiàn)的一個新石器文化，但對仰韶的研究是有遲滯的;在中國文明起源的這個問題上，學界對仰韶晚期以來到龍山時代，再到進入‘三代’(夏商周)更為關注。有關仰韶，待解決的問題還很多。”
為了更清晰地觀看仰韶文化，我們采用了前往重要的考古現(xiàn)場，進行實地的采訪和考察，試圖將最新的考古進程與過去的認知、研究關聯(lián)起來，還原出一個更生動的仰韶時代。在這樣的設想下，記者以仰韶時代為時間軸線，以黃河中上游流域為地理上的重走路線，分別前往河南、陜西、山西、甘肅、青海、內(nèi)蒙古這幾個仰韶遺址分布最多且最重要的省份，去探尋各地域在仰韶時代的不同面貌。
按省份劃分，是基于如今田野考古和學術研究的方便度，但是試想一下在五六千年前，廣袤的黃土高原上氣候溫潤，植被豐沛，古代的先民依賴自然而生，并沒有如今在地域上的任何界線。再試想一下，如今我們生活的年代，距秦始皇的年代是2200多年，可能相當于整個仰韶時代的時長甚至不及。在談論仰韶時代的器物或遺址時，常會聽到“這個早一點”“那個晚一點”，如今輕描淡寫的早一點、晚一點，在當時可能就是幾百年的差別，沒有人能確切地知道這時間中細微的變與不變。
我們需要在如此各地各時的差異性中看到仰韶時代的共通性和統(tǒng)一性，而這些觀察，是基于百年以來考古學者的努力和成果，由此，仰韶時代的樣貌才可以越來越清晰地出現(xiàn)在現(xiàn)代人的視野。記得在采訪的最后，趙輝說道：“考古學在中國，終究是一個年輕的學科，能走到目前這兒，我們能知道目前這些已經(jīng)不錯了。一百年的時間，能琢磨出這么多事兒已經(jīng)不錯了。”
記者/薛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