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爐話“飲酒”

冬夜，一樣是幾位朋友圍著火鍋喝小酒，但“坐”于原始的泥火爐旁喝酒的感覺卻大不相同：現(xiàn)代人冬夜吃火鍋、喝小酒，為的是“加深感情”“熱身暖胃”，而古人講究“無酒不成宴、無詩不成歡”，宴席上詩酒不分家。如果酒足飯飽之余，吟不出像樣的詩詞對聯(lián)，便會被譏為“酒囊飯袋”。

王羲之?dāng)y41位好友在蘭溪“曲水流觴”，溪流里的杯子在誰的面前停下，誰必須即興賦詩，否則罰酒。在這種歡愉和諧又不失緊張的氛圍下，書圣寫下了光耀千古的《蘭亭序》。唐代文學(xué)家王勃赴滕王閣宴會，一篇《滕王閣序》震古爍今;詩仙李白不僅“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而且“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蹲空對月”;詩圣杜甫不僅“每日江頭盡醉歸”，即便年老窮困也“潦倒新停濁酒杯”，他還用詼諧幽默的筆調(diào)為當(dāng)時的所謂“飲中八仙”畫了一幅像：“知章騎馬似乘船……李白一斗詩百篇”;白居易特別喜歡邀朋友到家中喝酒，吟詩賞景，絲竹之聲不絕于耳，留下“綠蟻培新酒，紅泥小火爐”“少時猶不憂生計，老后誰能惜酒錢”等千古名詩。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酒與詩，承載了中國文人幾千年的靈動和情感。

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發(fā)展為前提的谷物(糧食)釀酒的出現(xiàn)，是我國酒文化真正的起點。釀酒始于何人尚無法考證，但考古發(fā)掘的陶鬶、陶盉等酒器，足以說明距今約6000年的新石器時代已開始釀酒。“孽”與“曲”的分離，在釀酒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所謂“孽”，就是谷芽或麥芽，這種發(fā)酵劑只能單邊發(fā)酵，在發(fā)酵過程里主要起糖化作用，也就是讓酒變甜，最終會形成糖化高、酒化低的甜酒。而“曲”則較為復(fù)雜，它是以含淀粉的谷物等原料，作為培養(yǎng)微生物的載體，在此基礎(chǔ)上繁殖出豐富的霉菌，從而產(chǎn)生糖化酶與酒化酶。用“曲”釀酒，會同時產(chǎn)生糖化和酒化的雙邊復(fù)式發(fā)酵，釀出來的酒乙醇含量較高，逐漸為后世沿用，中國的酒文化得以開枝散葉。

隨著對“曲”掌控程度的提高，我國酒的種類逐漸增加�！吨芏Y·天官·冢宰》曰：“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由此可見，周代的酒就能根據(jù)“曲”的發(fā)酵時長劃分為三類。西漢時期，“曲”更被劃分為大麥曲與小麥曲、散曲與餅曲等。北魏科學(xué)家賈思勰《齊民要術(shù)》記載了9種酒曲和39種酒的制作方法。盡管我國釀酒歷史非常悠久，但唐宋之前，我國所釀造的酒大多為米酒、水酒、泡酒，屬黃酒范疇。白酒、燒酒屬于蒸餾酒范疇，蒸餾酒即在發(fā)酵酒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蒸餾以提高酒精濃度，從而形成一種酒精度高、酒香濃郁的酒。有文獻(xiàn)稱，白酒制作大抵始于唐代，晚唐詩人雍陶有詩“自到成都燒酒熟，不思身更入長安”為證。至元代，隨中外交流頻繁，“燒酒”不斷傳入。由此，蒸餾方式釀酒逐步普及。

釀酒衍生出的酒文化源遠(yuǎn)流長�！吨芏Y》云：“以樂侑食，膳夫受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古人宴會不僅考究菜肴質(zhì)量，還喜歡奏樂品樂，以助酒興�？梢哉f，從西周開始，喝酒便開始講究雅、趣、樂等文化品位，一直延續(xù)至清，酒與文、詩詞及對聯(lián)等結(jié)下的“情感”牢不可破、一直綿延至今。晉代文人搞出來的“曲水流觴”到了沒水的地方就演化成“擊鼓傳花”。《紅樓夢》里賈府常玩這種游戲，丫鬟們想聽鳳姐講笑話，故意讓擊鼓的盲女停鼓，使“花落鳳姐”。幸好鳳姐說了個笑話，才免罰酒。古代人喝酒喜歡吟詩作對的例子不勝枚舉。由此可見，古人的酒桌上，僅有酒量沒有才華的人，那真是如坐針氈、汗流浹背。

趙柒斤